“你第一怎么样？”我反唇相讥，就这样，这个笑话结束了。
我喊服务生买单，坐在旁边那桌的那对夫妇也喊服务生买单。她说自己过会儿要去搭地铁。我说我要稍微走一段。单就一起吃饭的这一天来讲，我完全搞不清楚，她究竟是不是要对我执行一次色诱任务；抑或她也和我一样，仅仅是又一个保持着未婚状态的游魂，想要努力寻求少许人性的温暖。
*
我是“读者”。我正在阅读的这个文件夹，米黄色封皮上除了有一行手写的文件参考之外，就只剩下一大片空白了——是谁的手不听使唤了？然而，很可能就是我自己的。文件抬头的编号被标记为“绝密且受保护”，这意味着这份文件需要远离美国人，文件夹里面是一份报告——用“辩解书”这个词可能更好些——是由一个名叫斯塔夫罗斯·德·扬的人撰写的。此人身高六英尺三英寸，是个笨拙的圆场实习生，当时二十五岁。名字简称为斯塔斯的他，是剑桥大学毕业生，离转正还有六个月时间。他被派遣到柏林情报站的秘密部门，在一系列失败的行动中，该部门都是由我的亲密战友来负责指挥的——那位长期奋战在外的老兵阿历克·利玛斯。
根据协议要求，作为驻地指挥官的利玛斯，实际上也是这个情报站的代理站长。并且，斯塔斯的这份报告依照这个对应身份发给了利玛斯，并进一步转交给利玛斯身处伦敦的秘密上级——乔治·史迈利。
报告，斯·德·扬撰，致柏林情报站DH[31]［利玛斯］，抄送JS[32]［联合指导委员会］
本人依照指示提交如下报告。
新年这天很冷，但是阳光明媚，是一个公共假日。我和妻子皮帕决定带着我们的孩子（三岁的巴尼，五岁的露西）和一条杰克罗素梗（洛夫特斯）去科佩尼克[33]，准备穿着暖和的衣服在湖边野餐，并且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散步。
我们的家用车是一辆蓝色的沃尔沃，前后都装有英国军方的车牌，使得我们有权在柏林各个区域之间自由通行。东柏林的科佩尼克是我们经常去野餐的地方之一，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。
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科佩尼克旧啤酒厂的围墙旁。这个啤酒厂现在已经废弃了。这里也看不到别的车，水边只有几个坐着的渔夫，他们也并没有看我们。我们从车上下来，带着野餐用的篮子穿过树林，来到湖边我们常去的一块向上隆起的草坪上。接着，我们一家人就玩起了捉迷藏游戏，洛夫特斯汪汪叫得很大声。这激怒了其中一个渔夫，他回过头来，恶声恶语地辱骂了我们，坚称洛夫特斯扰得鱼群不得安宁。
那个渔夫五十来岁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憔悴。如果我再看到他，一定能够认出来。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硬檐军帽，身穿一件陈旧的、去除了标记的纳粹国防军大衣。
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，巴尼该休息了。我们把野餐的东西收拾好，让孩子们带着篮子朝车子停的方向跑过去，洛夫特斯在后面一边汪汪叫着，一边跟着他们。
哪里知道，一到达车子那边，他们马上就丢下篮子，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，洛夫特斯跟在他们后面叫着。他们说，驾驶座那边的车门被一个小偷给强行打开了。“他肯定偷了爸爸的照相机！”露西说。
驾驶座那边的门确实被人强行打开了，车门把手也被弄坏了。不过，我随便放置在杂物箱里的那台老式柯达相机却并没有被人偷走。我的大衣、车里的一些杂物，以及我们在福利社[34]里购买的食品饮料也没有被偷。我们是在开车驶入东柏林之前去的福利社，它在新年这天依旧开门营业，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。
事实证明，这并非一次盗窃行为。恰恰相反，闯入者甚至还在我的相机旁边留下了一只孟菲斯烟草罐。罐子里面是个小小的锡质暗盒。我立刻就认出，这是一只标准的、装微缩胶卷用的美乐时暗匣。
今天是公众假期，而且我最近刚好参加了一门摄影实训课程，所以，我觉得在眼下这个时候，并没有充分理由专程去请示情报站的轮值官员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，到家之后，我立刻使用情报局里派发的设备，在我们家没有窗户的浴室里冲晒了这卷胶卷。
在放大镜下检查了大约一百帧冲洗好的负片后，21:00，我通知了代理站长［利玛斯］。他指示我立即把材料带到总部，同时准备一份书面报告，以上我都按时照办了。
以事后的观点看来，我其实应该把那卷未冲洗的微缩胶卷直接送到柏林情报站去，由冲洗部门来负责全权处理——这样做我是完全认同的。对于我这个尚未转正的情报员而言，在自己家里冲洗胶卷不仅很不安全，还具有潜在的危害性。因此，为了给自己申辩，我想在此重新强调一下：1月1日是公众假期，我不想因为很有可能会是虚惊一场的警报来影响站里的情绪。况且，我已经在沙拉特[35]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我的摄影实训课程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对自己的决定深感抱歉，并希望在此声明——我已经吸取了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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