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内容皆真实可信，我将尽己所能，陈述我本人在代号为“横财”的英国欺诈行动中所饰角色的亲身经历。该行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针对东德情报局（斯塔西[1]）展开并执行，行动导致我曾合作过的最杰出的英国特工死亡，该英国特工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无辜女性，亦随之香消玉殒。
一名专业的情报官员实际上并不比普罗大众更铁石心肠，他们一样会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。对于情报官员而言，重要之处在于，他可以在多大限度上压制这些人类情感，无论是在事发当时，还是——以我本人的具体情况来讲——五十年以后。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，躺在位于布列塔尼半岛[2]某处偏僻农庄的我家床上，听着母牛的哞叫和母鸡的咯咯，我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击了多年来时常出现在脑海中、试图扰乱我良好睡眠的那个指责声。当时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我抗议道，当时的我，实在是太单纯、太天真、太不老练了。如果你们是打算找人兴师问罪，我这样对他们讲，直接去找那些熟谙欺诈行动的大师吧，去找乔治·史迈利，还有他的上司——老总。完全是因为他们绝顶的狡诈，我坚称，是因为他们的圆滑机敏和专业智慧，才带来了胜利，带来了象征苦难的横财行动，而不是因为我。我已经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情报局，只有在此时此刻，在这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，由于受到年龄和迷惘的驱使，我才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将自己在此项行动当中所目睹的一切光明与黑暗面统统记录下来，公之于众。
首先要谈的，是我如何被招募到秘密情报局（在刚刚安顿下来的那段据称是“太平时光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这些局里的少壮派习惯称它为“圆场”——圆场并没有设在泰晤士河畔的某座怪诞堡垒里，而是设在沿着剑桥圆场[3]边缘修建的、一栋造型浮夸的维多利亚风格红砖墙建筑内）的。这个问题对于我本人而言，仍旧跟我的出生这件事一样神秘——而且，这两件事之间也是分不开的。
根据我母亲的说法，我的父亲（我本人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）是英格兰中部一个富有的英法通婚家庭所诞下的浪荡子，一个欲孽深重的男人。由于种种劣行，他在家族遗产继承权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减少，而作为一种代偿，他又对法国爱得死去活来。1930年夏天，他在布列塔尼半岛北部海岸的著名水疗小镇圣马洛疗养，频繁出入赌场和妓院，经常在这些地方大出风头。我的母亲当时二十岁，作为一支谱系悠长的布列塔尼农户家族的唯一后代，恰巧也在镇上——为一位有钱的活牛拍卖师的女儿在婚礼上履行伴娘职责。或者准确点说，她声称事实如此。实际上，作为单一的信息来源，在事实不利于她的情况下，来些小小粉饰也无可厚非——如果她是以不那么正当的理由来到这个镇上的，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。
她说，婚礼结束后，她跟另一个伴娘一起，直接从礼宾部溜走了（之前喝过一两杯香槟，这样听起来更为合理）。她们仍旧穿着伴娘服，沿着拥挤的海滨步行道，来了一场傍晚散步。我的父亲也在那里散步，而且是有预谋的。我的母亲很漂亮，又没什么主见，相比之下，她那位朋友在这两个方面都略显逊色。总之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罗曼史随之而来。我母亲对于这场罗曼史的推进细节避而不谈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匆忙之间，第二场婚礼便安排举办了。我是随之而来的产物。父亲看来并非热衷于比翼双飞生活的那类人，即使是在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年里，他也想方设法地去逃避这一切，缺席的时间永远比在场的多。
但是，故事进行到目前这个节骨眼上之后，却突然发生了英雄主义式的转变。恰如我们所熟知的，战争改变了一切——它也一举改变了我的父亲。据说，父亲他不声不响地行动了起来，挨个敲响英国陆军部的大门，自愿投奔任何愿意接纳他的人物，服役从军。按照我母亲的说法，他当时的任务，是仅凭一己之力去拯救整个法国——这大概也是个为了逃避家庭责任而编出来的借口，尽管如此，作为一种异端邪说，谁都不允许我在母亲面前将这一判断亲口讲出来。当时，英国有个新成立的机构，名为“特别行动处”，是一个由温斯顿·丘吉尔本人率领麾下“点燃欧洲”[4]精英团队所创办的组织，声名显赫。布列塔尼半岛西南沿岸诸城镇正是德国潜艇活动的温床，我们当地的那个洛里昂镇[5]，作为法国前海军基地，便是所有温床城镇当中最活跃的那个。五次跳伞进入布列塔尼平原，我的父亲与他所能找到的任何当地抵抗组织联手，尽己所能地制造骚乱和破坏。最后，他惨死于盖世太保掌管下的雷恩监狱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榜样形象，作为他儿子的我，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及不上他的。父亲留下的另一项遗产，是对英国公学系统的盲信——尽管他自己在英国公学就读时表现得很糟糕，却将错就错地令我也踏上了相同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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