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提前从属于自己的那份任务中解放出来，走出昏暗的马厩，步入布卢姆斯伯里下午时分的喧闹当中时，我完全搞不清楚当时的自己正处于怎样一种难得一见的神游状态。我鬼使神差地朝着西南方向走向切尔西。奇耻大辱——这是当然的。沮丧、迷惘——毫无疑问。那种把我的过往经历统统挖出来，然后甩在我脸上时所催生出来的愤慨。还有不可计量的内疚、羞愧、忧虑。所有这一切情绪，最终都导向一股纯粹而强烈的痛苦，以及对乔治·史迈利想尽办法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这一行为的无法理解。
抑或这一切本就是因为他？莫非邦尼对我撒了谎，就像我一直在对他撒谎一样。莫非乔治并没有像他所坚称的那样难觅踪迹？他们是不是早就找到了他，并且已经将他给榨干了？仔细想想，似乎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？如果米莉·麦克雷格知道答案——我怀疑她知道——她也一定会保持沉默，因为她自己对于《英国官方保密法》的界定是，无论是生还是死，乔治·史迈利都是不可讨论的。
我逐渐走近贝瓦特街。这里曾经是一条安静的尽端路[61]，也不怎么富裕。现在这里只是伦敦的又一处百万富翁聚居区。我拒绝承认眼下正有一股乡愁般的情绪向我袭来，不愿意对停在这条街上的车辆进行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特征记忆，也不愿意去逐一检视这些车里是否有人，或者用假装漫不经心的眼神去观察街道对面每家每户的门窗情况。我上次到这里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的记忆停在了过去的某个夜晚，当时，我绕过了乔治设置的小把戏——他在前门装上了两片木楔——埋伏在屋子里，等着他过来，好把他逮住，一路送到奥立弗·拉康位于阿斯科特镇那座杂乱无章的红色城堡里。这是他人生中那段极其痛苦旅程的第一部分，在那段旅程中，他要去找比尔·海顿：他亲爱的老朋友、大叛徒——他妻子的情人。
然而，在如今这个天色渐晚的闲散秋日的下午，贝瓦特街九号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没看到。百叶窗拉了下来，门前花园里杂草丛生，这里的居住者已经离开，或者已经死亡。我向上走了四级台阶，按了门铃，没有听到熟悉的铃声，也没有或轻或重的脚步声。没有乔治，没有他在眼前一边高兴地眨眨眼，一边擦亮别在领带内侧的眼镜——“哈罗，彼得，你看起来好像需要喝一杯，进来吧？”没有那个匆匆忙忙、妆只画了一半就要出门的安恩——“就要出门了，亲爱的彼得——吻一下，吻一下——赶快进来，跟可怜的乔治一起，解决这个世界面对的问题。”
我用部队行军一般的步伐回到了国王路，叫了辆出租车到马里波恩大街，在道特书店对面下了车。不过，在史迈利那个年代，对面其实是“弗朗西斯·爱德华兹先生们”书店，创店于1910年，乔治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午休时间。我突然拐入一条迷宫般的鹅卵石小巷，这里有好些联排屋。此处曾经被用作圆场秘密行动部的分部——或者换种说法，简单点说，就是马里波恩。
马厩是唯一专门用于单一行动的安全屋，与马厩不同的是，有着三个正门的马里波恩是为情报局工作准备的：它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司务员、密码员、译电员和通讯员，以及由临时人员组成的灰衣军团——这些人彼此之间完全不认识，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，他们只需要响应局里的召唤，放下手头的活儿，被组织起来去完成我们给出的任务目标即可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抱着极其微小的一点希望去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：秘密行动部其实还在这里。在神游状态之中，我选择去相信这个设想。乔治·史迈利此刻还悄悄潜伏在关起来的百叶窗后面吗？在我的神游状态中，我必定会去说服自己，乔治·史迈利就是这样做的。九个门铃当中，只有一个是正确的。你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人中的一位，才可能知道哪个门铃能用。我按下了那个门铃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按了同一道门上的另外两个门铃按钮。我走到另一道门前，按了属于这道门的全部三个按钮。这时，一个女人发出的尖叫声冲着我来了。
“该死，她不在这儿了，萨米！她和沃利还有那孩子一刀两断了。你要是敢再摁一次门铃，我马上报警，说到做到！”
她的建议让我清醒了过来。接下来我还记得的事情，是坐在德文郡街安静的街道上，在一家满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交头接耳聊着天的咖啡馆里，喝着接骨木花水。我等待着，让自己的呼吸平顺下来。我的头脑清醒之后，目标感也会回来。在过去的几天几夜时间里，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令人分神的事情，但是，对克里斯托弗模样的想象，那个少年犯、刑事犯、阿历克的聪明儿子，他在布列塔尼，我的家门口，冷酷无情地盘问我的凯瑟琳……这幅画面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在那天早上打那通电话之前，我从来不曾在凯瑟琳的声音里听到过那种绵延不绝的恐惧感——并不是为她自己，而是在为我担惊受怕。他不怎么讨人喜欢……皮埃尔……沉默寡言……壮实得像个拳击手……他还问你是不是住在伦敦的酒店……地址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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